江泽民曾庆红支持收拾薄熙来 周永康是关键
王立军事件后，中共高层一批人力保薄熙来过关，这其中是否包括江泽民和曾庆红？外界对此有很多传言，但北京消息人士对明镜新闻网透露，江、曾为了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顺利上台，支持胡温收拾薄熙来，为习扫除障碍。
获悉，江泽民、曾庆红认为，习近平接班是当前大局，为了保障中国改革进程和政权稳定，防止中共分裂，他们与胡锦涛和温家宝在处置薄熙来问题上意见高度一致。根本不存在所谓江、胡路线之争。
目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个人的选择，成为下一步的关键因素之一，毕竟胡锦涛不想动到政治局常委一级。
周永康是政治局常委中对薄熙来最鼎力支持者。
但消息人士称周永康已被江泽民称为“叛徒”。分析人士说，周永康眼下只有放弃顽抗，识时务、转立场，与中央、与江、胡保持一致，否则结局会很惨。
薄熙来5000支步枪与50万发子弹建立私人武装?
去年，薄熙来通过王立军以重庆市公安局名义，向重庆兵工厂买了5000支步枪与50万发子弹建立私人武装。
目前，这些武器全部下落不明。
武警机动师已进驻重庆，在中央直接指挥下、军分区的配合下进行追查。
有关消息，目前没法得到更多途径印证。
怎么办薄 党中央费思量 为罢去他已付出重大代价
中央社
「纽约时报」报导，根据中共中央委员会流传的报告，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得知家人遭贪腐调查后，将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调职。薄熙来15日被罢去重庆市委书记一职。
这份初步调查报告16日在党干部和政府官员间流传。薄熙来担任重庆市委书记以来，推行「唱红打黑」，一般认为与争取跻身9名成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有关。
若干政治分析家认为，罢黜薄熙来牵涉的比权力斗争更广，因此潜在影响更严重。国立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说：「这关系到的不是政治路线歧异，而是改革、不改革的差别。」
数十年来，中共接班人都是由领导人钦点，今年的换届接班是近来首度根据规则进行，虽然这些规则外界未必清楚。确保稳定接班似乎已成为中共的第一要务。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说：「如果他（薄熙来）被调职，而且整肃持续下去，那换届接班会平顺进行。但是他们为了罢去他已付出重大代价。」
他说：「他们恰恰必须做出，他们讨厌他所做的事情，也就是破坏共党团结的门面。如果可以，他们当然宁可不必这么做。」
美国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大陆领导层专家李诚（译音）表示，薄熙来的民望和影响力让如何处理他的案子对共党领袖来说「极端危险」。
他说：「如果对他的指控太宽大，若干高层领袖和所有自由派知识分子都不会同意。如果对他的指控只是贪腐，会让他成为许多民众的英雄。因为一般的认识是贪腐非常普遍，那你为什么单单把他挑出来讲？」
薄熙来下台背后：中国的“黑吃灰”现象浅析
在中国的日常用语中，“黑吃黑”一般是指犯罪集团的内斗或是罪犯抢占另一罪犯的财产。但是由于中国官场（尤其是中国的公安系统）日益腐败，官匪一家，警匪一家已是普遍现象，用“黑”来形容腐败和有黑社会关系的官员并不过分。
中国的另一独特现象是新的富豪已成一个高危群体。当然，有的富豪通过不法手段致富，有的甚至和黑社会相勾结。因此用“黑”来描述中国的富豪也有一定的事实根据。
但是，把大部分富人看作是靠“黑”起家致富肯定是扩大了打击面或是夸大违法犯罪在中国创造财富的过程中的作用。所以，用“灰”来形容中国的私人企业家恐怕最合适。
在中国现有的政治经济和法律条件下，要“黑”需要私人企业家的主动努力，如拉拢黑社会和腐蚀政府官员。由于中国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及政府官员 “雁过拔毛” 的心态，再加上中国私营企业困难的生存环境，要“白”很困难，甚至不可能。
相比之下，私营企业家沾“灰”不可避免。一是在他们和政府官员打交道的过程中，即使他们不行巨贿，请客送礼打通关系不可避免。二是中国的法律制度的限制自由的核心取向，不健全的规定，和文字上的笼统。这三个中国法制的特色使中国的商界里布满了法律陷阱。
在西方民主国家里，“法治”，即通过法律来保护个人自由和权利，是法律制度的核心取向。除了限制国家权力以外，法治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凡是没有法律明文禁止的事，公民都可以做。
中国的政治传统和现状则相反，“法制”是通过法律来控制人民和维护统治者的权力。因此，中国的法制的核心取向是“凡是法律没有明文允许的，一般禁止。”加上中国法律条文的笼统和不精确的定义，这一取向使政府官员的随意量裁权最大化。其结果是公民违法犯法不是由法律断定，而是由官员掌握，即“人治。”。
不难想象，在这种制度环境下创业和生存的私营企业家很容易在技术层面上犯法。即使他们小心翼翼，尽力守法，一旦被看中他们财产的中国官员盯上，他们难免“黑吃灰”的厄运。如果他们碰上中国频繁的运动式的“打黑，” 下场更倒霉。
最近西方媒体披露的和重庆打黑英雄王立军有关的一个丑闻可算“黑吃灰”的典型。
据《华盛顿邮报》和《金融时报》报道，现逃离中国的前重庆俊峰集团董事长李俊在王力军的领导下的重庆“打黑”运动中被公安系统拘留和严刑拷打。他花40千多万人民币才把自己赎出牢房。但是，李俊最终还是被王力军搞得倾家荡产。他的家属亲戚成了“黑社会”成员，铛锒入狱。李俊几十亿人民币的资产被没收 （但不一定“充公”）。
在王力军出事以前，重庆的官方媒体称李俊是“黑老大。”至于李俊是否是“黑老大”，尚没有证据和公正的法律程序来支持王力军的指控。他可能是，但也可能不是。但根据国际上公认的法律规范，李俊在没有被一个被认为是公正的法律程序定罪以前应该算无辜。
根据媒体的报道，李俊从事的娱乐和房地产行业是中国的“高危”行业。黑社会和贪官卷入这两个行业的人数和案例都很多。如果说李俊是“黑社会”没有证据的话，把李的商业行为说成“灰”色行为或把他经营的行业归类于法律的“灰色地带”应该是不过分。
为什么在中国“黑”好吃“灰”呢？
除了上述的中国法制体系的内在问题之外，生存在灰色地带的私营企业主虽然富，但他们没有政治地位和权利。中国的法律对他们的权利保护很不可靠。中国社会的“仇富”现象使他们在社会上很孤立。他们的财产权极不安全。拥有大权的贪官和掌握暴力的黑社会成员随时可以抢夺他们的财产。因此，中国是“灰”肉“黑”食。我们如果仔细阅读中国国内有关官员腐败和黑社会猖獗的报道，象李俊这样的事是普遍现象。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私营企业主寻求保护产权的途径极为有限。由于共产党对民间组织的控制，私营企业家无法成立独立的团体自救。中国现有的类似商会的组织只能在某些具体涉及他们的商业利益的事上和政府打交道，但尚未看到中国的一家地方商会成员集体出面为某个私营家的财产权遭侵犯而进行抗议活动。私营企业家只能高价购买“个人保护，”即通过各种手段（甚至包括行贿）来建立和某个官员的私人关系。
当然，许多私营企业家还向黑社会定期交付保护费。这一途径只能提供很有限的产权安全。官员会被调动和双规，黑社会老大每天有生命危险。更糟糕的是，这些“黑”官和老大贪得无厌，经常会涨价，是无底洞。还有，和这类人打交道，“灰” 一定会变“黑。”
所以，中国的富豪的最佳选择是移民。这一现象已日趋明显。美国和加拿大来自中国的投资移民这几年来以倍增长。最近国内对富有阶层（拥有一千万人民币资产的人）的调查显示有一半想移民。
不难想象，“黑吃灰”的经济后果会很恶劣。大批财产和企业家的流失会阻碍经济发展。“黑吃灰”还是中国腐败严重的一大原因。
但长期来看，“黑”吃“灰”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良性政治效应: 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激进化。会有一天中国的“灰”色富有群体会意识到，只有民主和法治才能保护他们的产权和给他们想要的政治地位和个人尊严。
假如这一天到来，共产党将面临和自由知识分子同样难对付的一个对立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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