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之自传由台北的天下文化出版。
1988年6月6日，在美任教的高希均教授(左站立者)到方励之北京家中拜访，与王丹等年轻学生见面。右站立者为李淑娴。(图皆由天下文化提供)
1990年6月25日，经过13个月的避难生活，方励之夫妇与美大使及使馆人员合照于北京南苑军用机场。
方励之夫妇登机离开中国。
1987年1月方励之在成功疏导中国科大学生游行后，却换来先被开除共产党籍，之后再调离中国科技大学。他如同「中了头彩」，全国声名大噪；离开科大，调回北京天文台，也结束了与妻子李淑娴分隔两地18年的生活。图为1987年9月23日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北京)作完学术报告后，学生争着索要签名，简直成了「明星」。
从悬空寺上下来后整十天，我就进了北京的美国大使馆避难。那是绝没有料到会发生的事。那十天里，我想，几乎所有的北京人，中国人，以至所有在世界各地看电视新闻的人，大概都没有料到，中国就是发生了绝难料到会发生的事：中央政府调动20万正规军，用正规战争的武器，坦克和冲锋枪，以正规战争的方式，杀进自己本来好端端占据的首都。
军队屠杀学生和平民从1989年6月3日晚上9时左右开始的。9点30分，我们就接到学生从第一个屠杀现场―木樨地打来的电话，电话中都可以听到枪声。
「打倒方励之」为开杀戒做准备
我们的处境顿时危机了。
早在5月底，政府就用金钱加胁迫在北京郊区组织游行，为开杀戒做准备。政府发给每个参加者15元人民币，外加一顶草帽。游行者的任务就是唿喊口号「打倒方励之」，以及焚烧模拟方励之的纸人。
海外一些同行看到这则消息，很为我的安全担忧。义大利的鲁菲尼几乎每隔半天就打一次电话，目的是为了听到我的声音，以证实我还没有被捕，或遭不测。至于我自己，因身在其中，反而不觉得太危险。焚烧模拟像使人感到的是可笑，而不是恐惧。有一位记者问一个高喊「打倒方励之」的人「你认识方励之吗？」答曰：「不认识。」再问：「那你为什么要打倒他呢？」「因为，人家说，他不让我们进城去卖西瓜」。
屠杀之后，最后的幽默也没有了。很多人来电话，都像那个学生一样，很简短，三个字，赶快跑。我一时还有些有些犹豫，和平时期还要逃难？ 似乎是弄错了。上午10点左右，又有电话，是一位老朋友，他怕窃听者识别他的口音，已经不用北京腔说话，而改操他老家的方言，「俺是用大街上的公用电话暨你们说，你们还等个什么，还不快点儿找个干净的地方去！」这位朋友曾在最高层的机构里工作过，消息常常是准确的。
美公使低声说「你是总统的客人」
我们不能不开始认真考虑走。
有四种走的方案。第一、二个方案是在附近的朋友家里躲一下，这两位朋友6月4日下午都来了。第三个方案是到一位住得较远的教授家去，一个朋友把汽车也准备好了，晚8点开。最后一个方案是去美国大使馆，林培瑞教授说，他可以帮忙。我们不想牵连其他朋友陪同我们倒楣，所以排除了前三个方案。但也不想马上去美国使馆，因为顾虑，消息一旦走漏，一定会被中共利用。当晚采取了一个折衷方案，由CBS电视帮忙，在香格里拉饭店暂过一夜。
当时我们仍然把事情看得过轻，估计只要躲过三、五天的乱枪乱兵，就可以安全回家。所以，离开家的时候，我只随身带了一个小书包，其中有几样日常用具，还有两篇写了一半的文章。行前半小时，我还请一位同事来我家，把一些研究草稿和几封信带到天文台，以备过几天上班时候用。
然而，第二天，6月5日，形式势更恶化，冷枪不断，不能在香格里拉久留了。中午，林培瑞教授和一位带着应急无线电话的CBS电视台人员，陪我们转移到使馆区。
那天下午我们一起去过美国大使馆，我们的要求是：第一，借住三、五天；第二，希望不走漏消息。使馆人员认为后一条极难办到。于是，基于上述同样的考虑，我们在下午5点左右，离开了使馆。
当晚留宿在建国饭店。那夜北京还是很乱，远处还隐隐有回声。快午夜了，也睡不着。突然，有人敲门，匆匆进来的是美国代理公使薄瑞光和另一位官员。他们身着便服，神色多少显得紧张，也许因为公务太重，也许因为戒严的街区太黑暗。他们压低声音很正式地说「我们请你们去使馆，你们是我们总统的客人，需要在使馆住多久就可以住多久」。
显然，事情升级了，很难再有其他选择，我们当即接受了。几分钟后我们登上一辆等在饭店后门的一辆使馆的车。像一切正式的客人一样，驶入大使官邸。
那时正是1989年6月6日0时。就此开始历时13个月（精确说，384天另10.5小时）的避难生活。
6日当天，白宫发言人就证实了我们的避难消息。事件公开化。
担心重演火烧领事馆「彻底的空城计」
这有好处，也有危险。
好处是，所有朋友立即知道了我们在哪里，知道如何保护我们。24小时之后，我们就开始收到慰问的电报、电传。有国外的，也有国内的。
公开化的危险是，有可能引至中国当局进大使馆抓人。按常规，进使馆抓人在外交上是不允许的。但是杀人后的中国当局，已经失去了理性。所以，外交常规并不是安全的绝对保障。1967年失去理性的红卫兵就火烧过北京的英国领事馆。1989年失去理性的当局会不会冲进大使馆，活捉方励之？ 难说。
最初的三周，最紧张。当时新大使李洁明刚刚到任，还没有住进大使官邸。整个官邸大楼，都是空的。白天危险不大。但是到了晚上，除了李淑娴和我外，只有一位官员在楼内值班。要想趁月黑夜深时不声不响地从大使官邸劫走一两个人，不是办不到的事。如果成功，当局完全可推脱一切外交责任，还可以借机宣传这是「群众」的愤怒云云。
我们的防备方法只有一个：彻底的空城计，让外界根本探测不到整幢大楼里有任何人住。基本的措施是，只限于大使及一两个人同我们接触；打电话，也接电话；晚上室内灯光照度大大低于室外路灯；盥洗室内放水泄水，不出声音；睡觉时说梦话，也不梦唱。最后一条最难，但也办到了。
即使如此，仍然免不了提心吊胆。6月12日当局发布了通缉我们的命令，紧张达到高潮，夜间值班官员都有些神色不安，担心重演火烧英国领事馆一幕。我们也作了相应的准备，以防事态有变。两个星期过去了，没有动静，甚至没有在大使馆门前组织抗议游行和焚烧模拟像。看来，危险期是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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